自序

我辞去院长职务之后,便披了一件深褐色的薄棉袄,独自消失在荒野大漠间整整十年,去寻找中华文化的关键性遗址。

当时交通还极其不便,这条路走得非常辛苦。总是一个人背着背包步行,好不容易见到一个乡民就上前问路,却怎么也问不清楚。那年月,中国各地民众刚刚开始要去摆脱数百年贫困,谁也没有心思去想,在数百年贫困背后是否还蕴藏着数千年魂魄。

终于,我走下来了,还写成了《文化苦旅》和《山居笔记》,与广大读者一起,梳理了中华文化的经络。

接下来的问题无法回避:这样一种悠久的文化,与人类的其他文化相比处于什么地位?长处在哪里?短处又在哪里?

在寻访中华文化遗址的十年间,我也曾反复想过这些问题,还读过不少对比性的文献。但是,我只相信实地考察,只相信文化现场,只相信废墟遗迹,只相信亲自到达。我已经染上了卢梭同样的毛病:

“我只能行走,不行走时就无法思考。”我知道这种“只能”太狭隘了,但已经无法摆脱。对于一切未经实地考察所得出的文化结论,本不应该全然排斥,但我却很难信任。

因此,我把自己推进到了一个尴尬境地:要么今后只敢小声讲述中国文化,要么为了能够大声,不顾死活走遍全世界一切最重要的废墟。

我知道,后一种可能等于零。即便是人类历史上那几个著名的历险家,每次行走都有具体的专业目的,考察的范围也没有那么完整。怎么能够设想,先由一个中国学者把古文化的荒路全部走遍?

但是,恰恰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了可能。就在二十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,天意垂顾中国,香港凤凰卫视突然立下宏愿,要在全球观众面前行走数万公里,考察全人类最重要的文化遗址,聘请我担任嘉宾主持。聘请我的理由,就是《文化苦旅》和《山居笔记》。文化,呈现出了自身的伸展逻辑。

这个行程,需要穿越很多恐怖主义蔓延的地区,例如北非、中东、南亚,而且还必须贴地穿越。对此,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、一个集团能作出安全的保证,包括美国和欧洲的几个发达国家在内。所以,多少年了,找不到有哪个国家派出过什么采访组做过类似的事,更不必说采访组里还躲着一个年纪不轻的学者。

感谢凤凰卫视为中国人抢得了独占鳌头的勇敢。但是,对于一路上会遇到什么,他们也没有把握。王纪言台长压根儿不相信我能够走完全程,不断地设想着我在沙漠边的哪个国家病倒了,送进当地医院,立即抢救,再通知我妻子赶去探视等等各种预案。他们还一再询问,对于这样一次凶吉未卜的行程,需要向我支付多少报酬。我说,这本是我梦想中的考察计划,应该由我来支付才对。

我把打算参加这次数万公里历险的决定,通知了妻子。我和妻子,心心相印,对任何重大问题都不必讨论,只须通知。但这次她破例说,让她仔细想一想。妻子熟知国际政治和世界地图,这一点与其他表演艺术家很不一样。那一夜,她满脑子都是战壕、铁丝网、地雷、炸弹。终于,她同意了,但希望在那些最危险地段,由她陪着我。

临出发前,我和妻子一起,去与爸爸、妈妈告别,却又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。不是怕他们阻止,而是怕他们担心。尤其是爸爸,如果知道我的去向,今后的时日,就会每天深埋在国际新闻的字里行间,出不来了。

就在那天晚上,我年迈的妈妈像是接受了上天的暗示,神色诡秘地朝我妻子招招手,说要送给她一个特殊的礼物。这个礼物,就是我刚出生时穿的第一双鞋。妻子一下子跳了起来,两手捧起那双软软的小鞋子,低头问她:“妈妈,你当时有没有想过,那双肉团团的小脚,将会走遍全中国,走遍全世界?”

整个行程,是一个伟大的课程。

面对稀世的伟大,我只能竭力使自己平静,慢慢品咂。但是,当伟大牵连出越来越多的凶险,平静也就渐渐被惊惧所替代。

吉普车贴着地面一公里、一公里地碾过去,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。我是这伙人里年龄最大的兄长,大家要从我的眼神里读取信心。我朝大家微微一笑,轻轻点头,然后,继续走向前方。前方的信息越来越吃紧:这里,恐怖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几十名外国旅客;那里,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绑架;再往前,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……

我这个人,越到最艰难的时刻越会迸发出最大的勇气,这大概是儿时在家乡虎狼山岭间独自夜行练下的“幼功”。此刻我面对着路边接连不断的颓壁残堡、幢幢黑影,对伙伴们说:“我们不装备武器,就像不戴头盔和手套,直接用自己的手,去抚摸一个个老人身上的累累伤痕。”

如此一路潜行,我来不及细看,更来不及细想,只能每天记一篇日记,通过卫星通讯发送到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,让广大读者一起来体会。但在这样的险路之上,连记日记也非常困难。很多地方根本无法写作,我只能跳在车上写,蹲在路边写。渐渐也写了不少,我一张张地放在一个洗衣袋里,积成了厚厚一包。

在穿越伊朗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边境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险地段时,我把这包日记放在离身体最近的背包里,又不时地把背包拉到身前,用双手抱着。晚上做梦,一次次都是抱着这个背包奔逃的情景。而且,每次奔逃的结果都一样:雪花般的纸页在荒山间片片飘落,匪徒们纷纷去抢,抢到了拿起来一看,却完全不认识黑森森的中国字,于是又向我追来……

这雪花般的纸页,终于变成了眼前的这本书。

从纽约发生“9·11事件”后的第二天开始,我不断收到海内外很多读者的来信、来电,肯定这本书较早地指出了目前世界上最恐怖地区的所在,并忧心忡忡地发出了警告。韩国和日本快速地翻译了这本显然太厚的书,并把这件事说成是“亚洲人自己的发现”。

不久,联合国举办的世界文明大会邀请我向世界各国代表,讲述那再也难以重复的数万公里。但是,我在演讲的开头就声明,我自己最看重的,不是发现了那数万公里,而是从那数万公里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化。

熟悉我文风的读者,也许会抱怨这本书的写法过于质朴,完全不讲究文采,那就请原谅了。执笔的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进行润饰和修改,过后我又对这种特殊的“写作状态”分外珍惜,舍不得多加改动。我想,匆促本是为文之忌,但是,如果这种匆促出自于一种万里恐怖中的生命重压,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
现在这个版本与原来的版本有较大不同的地方,是最后部分。那是我走完全程之后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博克拉一个叫“鱼尾山屋”的旅馆中,对一路感受的整理。当时在火炉旁、烛光下写了不少,而每天要在各报连载的只是其中一部分。这次找出存稿,经过对比,对于已经发表的文字有所补充和替代。

我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思考,稍稍弥补了每天一边赶路一边写作的匆促。读者既然陪我走了惊心动魄的这一路,那么,最后也不妨在那个安静的地方一起坐下来,听我聊一会儿。世界屋脊下的炉火、烛光,实在太迷人了。

目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