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漫长的前工业时期,经济治理的流派无非两种,一个是重农主义,一个是重商主义。
秦义曾经看过这样的一句话:对商业现象的鄙视……对市场秩序的厌恶,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、方法论、理性和科学的问题。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……对生意人的仇恨,尤其是史官的仇恨,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。
在中国,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“贱丈夫”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:“古之为市也,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,有司者治之耳。有贱丈夫焉……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。”然而,商人出身的管仲,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。管仲兴齐,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,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:“其为政也,善因祸而为福,转败而为功,贵轻重,慎权衡。”也就是说,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,提高效率,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,秦义认为管仲就很有企业家的精神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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