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漠然于空间也必然漠然于时间,这个关系,陶渊明在《桃花源记》里已经说清楚。那么,一个文明如果不能正视外部世界,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,尤其是历史上那种与蒙昧、野蛮搏斗时留下的狞厉。一味把自己打扮成纤尘无染的世界判官,反倒是抽去了强健的体质。李泽厚先生说,即便狞厉如饕餮也会积淀深沉的历史力量,保存巨大的美学魅力。一种文明如果失去了这种魅力该是多么可惜。

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羡和追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文明的,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础的琐碎、滥情和浅薄。这种倾向近年来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,原因是它突然还清了一切旧账,随之也就卸除了多种历史负担,其中既有负面的负担,也有正面的负担。如果允许我以小喻大,那么,这情景就像挪威卑尔根市的一位老妇,前些时候这位老妇向一家鱼店送上一百克朗,说五十年前这家鱼店多找了五个克朗她没有退回,现在要连本带息一起归还。她一再向鱼店的年轻主人检讨:“那年月太贫困了……”。这件小事让我感动了好半天,一种延绵的诚实使过失上升为高贵。但我又想到,这位还清了债务的老妇人明天会怎么样呢?她会不会因为五十年的目标终于达到而反倒虚脱?欧洲就是这位老妇人,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,时间不再负担使命,记忆不再承受责任,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。

我们没有理由对人家的失落漠不关心。既然在尚未失落之时已经被部分误读,那么一旦真的失落,我们就会产生双重的混乱。因此,寻找它的真实生命也就是寻找我们自己。这在文明的浅层意义上可说是“旁观者清”,在文明的深层意义上,彼此本是无形的联盟。

凭我以前的阅读印象和实地探访,朦胧觉得欧洲文明应该有一具粗犷而强悍的生命原型,有一个贯穿数千年的历险情节,有一些少为人知的秘密角落,有一堆无法追究的羞耻和悔恨,有几句声调低沉的告诫和遗嘱。只有找到了这一些,才能实实在在地安顿我们原先所熟悉的那些学说、大师和规程。

这种寻找当然不是躲在万里之外作学究式的考订,而是直奔那里,既疑惑又信赖地面对陌生的土地,叩击一直与蒙昧和野蛮裹卷在一起,又搏斗在一起的文明。

早在离开书斋出行后不久,我就在旅途中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。八年前旅行过半,曾有记者问我为人为文的主题,我回答道:

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:什么是蒙昧和野蛮,什么是它们的对手——文明?每一次搏斗,文明都未必战胜,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。

《文明的碎片·题叙》

我早就说了“远远近近”,在这一件事上没有疆界。

这次从那片遥远的土地深处呼唤出来的,果然是一些早想谛听的本真之音——

开头应该是一次山崩地裂的毁灭吧,却不是一个宗教寓言。毁灭是历史的删节,厚厚的火山灰下还埋藏着重现的可能,不能重现的是智者的灵魂。那位智者曾向中国投来最初的问询,于是毁灭中又多毁掉了一项万里宿命。

毁灭后的复兴除了需要穿越时间外还要穿越大量的人格灾难,因此一声声横贯历史的欢呼中浸泡着太多的叹息和抽泣。那座结束了中世纪的城市把辉煌交付给整个欧洲,自己只卫护住了受屈的儿子们,不再做声。它引诱出了辽阔地面上无数美妙绝伦的音符、诗句和色彩,但这一切同样几乎一无例外地被蒙昧和野蛮所包围。此时听得最清晰的,倒是南方海岸边流浪者们扬帆远航的起锚声。这声音终于使欧洲明白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,使一批批智者在中欧的森林城堡间深思起来,而一次次变革又从西欧的河滨街市间轰传世界。智慧和欲望既带来了市嚣又带来了战尘,最终在一次次毁灭和复兴的轮回中带出的,却是平静。

然而最大的平静还属于北方雪原。那儿曾把海盗们的血腥嘶叫无数次输入欧洲腹地,带回来的却是教堂宽厚的钟声。雪原上的海盗们终于震动,开始年年在火山熔岩间窥探法律和秩序,最后正是他们,以自己的脱胎换骨证明了文明的力量。

……

由此可见,欧洲文明虽然至今还深沉于中部、灿烂于西部,却以既不深沉也不灿烂的南部和北部为命脉。南部,总是因为一次次伟大的出发而留下灼热的荒凉;而北部,总是因为一次次由人性俘虏兽性、由文明收编野蛮的人格大战,留下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溯风疆场。

所以,在这本书里,我把欧洲文明重新推到艰难自立的原野上,而把读解它的钥匙孔,放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火山熔岩旁。

任何一种文明都会由于多种原因而自我迷失,只有把它们放回到与蒙昧和野蛮交战的第一线,才会临阵清醒,不断地重新体验自己的文明本性,并与其他文明沟通。这也体现了我们与亨廷顿教授的基本分歧: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,而我们需要呼吁的是,这些文明如果真正称得上文明,一定有共同的语言,一定有共同的敌人。

那么,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,也不会一味执著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,它正在渐渐明白,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,因此更需要与其他文明互相探究、互相学习、互相提醒,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本书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,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极方位,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,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。为此,中华文明愿意以更谦和的态度来体察欧洲文明的甘苦冷暖,并虚心求教,不管欧洲文明什么时候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文明。

二〇〇一年二月三日,于香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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