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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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极圈的欧洲一侧,二千年的最后几天,我站在雪地里。

现在人们到北极、南极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难事了,但一般都会选在夏天。听说我们要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闯北极,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来劝阻,可惜已经劝不住了。花那么长时间考察了九十六座城市,还有哪一座城市有资格作终结?没有一条街道能收纳千万条街道,没有一扇大门能关闭千万扇大门。只有冰雪荒原能够阐述欧洲大地的本质,这是东方哲学的玄机。因此,敢于在这样的季节摸到这里来的,会有几个东方人。

紧紧地裹着两套羽绒滑雪服,还是冷得无可言喻。土著人的窝棚既不挡风也不挡雪,好歹生了一堆火。主人见我们冻成这个样子,捧出一碗鹿血酒。接过来抖抖索索端到嘴边,只觉又冷又腥,喝了一口便递给了边上的伙伴。就在此刻,我站起身,走到窝棚外面。这里是冷得站不久的,我赶快抬头看星星,辨别方向。然后,朝南,心里说一句:我走完了。

我说话的对象,不是别人,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。十五年前那天晚上,也是这个时辰,刚看完一个僻远山区极俗极辣的傩戏,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,决心啣耻出行。是从事社会实务?还是投身考察旅行?当时还不肯定,能肯定的只有一项,这个决定充满危险。你看这么一次实地考察,为了去赶清晨的早班航船,不得不独自在山间赶路,还捡了块石头捏在手上防身。文人离开书斋总是危险的,离开越远危险越大。

后来,倒是英国近代学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话帮我进一步做出了决定,因为他指出了隐藏在象牙塔里的更大危险,而这种危险我们平日早已隐隐约约感觉到。他说,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,却是一种自我囚禁。他不客气地描述道,囚禁在象牙塔里的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,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。他认为,全部无聊、麻烦、伤害,就产生于这种小空间里的“互为观众”。由此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:真正的文化人、艺术家要做的事,正是文化艺术界竭力要反对的事。这个事,显然就是离开。象牙塔里“互为观众”的囚禁者们只要看到有人离开象牙塔,就会暂时地一致对外,对付叛逃者,但科林伍德认为,正因为这样,证明除了叛逃别无选择。

囚禁是叛逃的理由,但走得远了,这个理由渐渐退去,前一段路成了后一段路的理由。

每一段路都能解答一些问题,却又带出了更多的新问题,因此越走越远,很难停步。远行毕竟孤独,便写下一些文字来与远近读者沟通,沟通的方式当然不会去模仿象牙塔里的“互为观众”,长天大地不需要那些尖声厉气,或唧唧哝哝。

就这样一圈圈越走越大,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,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,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。既从其他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,又从中华文明来察试其他文明,然后横下一条心,只要对人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,哪怕已成瓦砾,已沦匪巢,也一个不能缺漏。

像是在森林里走疯了的人,全然不知道什么是恐惧。也遇到过盗贼拦路、树顶泼污、夜禽环视、枭鸣如歌,但天际还有隐隐月光,远处还有朋友的呼声,我没有在半路失踪。前些天一位芬兰教授对我说:“想不起哪个欧洲旅行家走欧洲走得你们这样长,据说以前你还冒险走完了那条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,当然还要加上中国……”。

于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极圈向十五年前刚下决心的自己禀报一声:我走完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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