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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前,南京大学的董健教授要我去主持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,顺便作一次演讲。演讲结束后有五位学生来到我的旅舍,问了一些问题,于是有了一次愉快的谈话。

问:这些年,报刊上有不少对您的评论,有些评论明显带有恶意,您为什么不反驳?

答:有的文章用词比较尖刻,但其中也指出了我文章中的某个错讹或疑点。作个比喻,这是包装粗砺的无价馈赠。你至多只能说“恶词”而不是“恶意”。

问:他们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评论?

答:有时周围杂音太多,批评者怕大家听不见他们的声音,就喊得响一些,冲一些,这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声调而拒绝批评。世界对我们的关爱多种多样,烈日当头,朔风扑面,海浪卷身,山路磨脚,哪能把它们都调适得温煦柔和?全都调适了,这个世界也就会变得毫无意思。

问:有的批评并没有实质性的意见,只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文学标准指手划脚,连文化的多元性也不讲了,这样的批评您也能容忍?

答:主张多元并不阻止人们表示自己的好恶。为了礼貌什么也不说,反而见外。设想一下,我们穿着一套服装出去,突然有一个人走近前来说这套服装不大好看,究竟好看不好看是另外一个问题,但眼前站着的显然是个爽利人,没准能交个朋友。

问:有的评论硬要文学承担历史学和科学研究的任务,这样的批评您看到了吗?

答:看到过一二篇。当时就想,这一定是文学界之外的朋友写的,连文学界之外的朋友也仔细地看了我的书,真是大喜过望。

问:有些文章散布了有损您人品的一些谣言,您刚才在演讲中说了,那都是不真实的。对这样的文章,您难道也不气愤?

答:署了自己的名字来写这些谣言,可见他是相信这些谣言的,因此他多半不是造谣者。

问:您的意思,我们必须把目光对准真正的造谣者?

答:也不必如此认真。有很多谣言,其实是几个误会的组接,几度移位的累加,并不一定背后躲着某个阴险的造谣者。譬如有人说我在某个座谈会上讲了什么话,而我的实际意思并不是那样,这看起来很像一个谣言。但仔细想想整个过程,可以产生误差的机会太多了。在座谈会上一个人的发言,是表述自己的独立意见,还是反驳别人、回应别人,当场就已经分不大清楚;这样的座谈会一般都不重要,记者没有任务作精确报道,所写的记述也只是根据自己的意向略作选择而已;编辑根据版面的许可进行删节,更是理所当然;当这种信号终于曲曲折折到了批评者那里,他当然也要加入自己的推断和想像……这样一层层下来,结果可想而知。如有不良后果,可以打一个招呼,一般也就算了。这就像山间一道溪流,流着流着就转了向。何必为了一点弯曲就生气,只要自己有足够的水量,总会像模像样流下去的。

问:照您这么说,我们平常在心理防卫上是否有点过于敏感?

答:这是战争历史和斗争哲学长期沉淀的结果,沉淀变成了遗传。醒着的时候虎视眈眈,睡下了也要枕戈待旦,一有风吹草动就浑身紧张。你一紧张,对方也紧张,一场不愉快的对峙也就真的开始了。其实这很可能是一个“心造”的战场。

问:如果人家真的对着你冲过来了,你也不在乎?

答:那也要分一分。有一次我和一位教师上街,看到一起车祸,便停步观望,一个保安人员推了我们一把,还厉声喝道:“有什么好看的,快走!”和我在一起的教师非常生气,觉得是侮辱了我们,要去论理。我说算了,他确实推了我们,但并不是针对我们这两个具体的、特定的人。他与我们无冤无仇,只是在泛泛地维持秩序。这种情况在文化评论中也有,冲着我们来并非对我们个人有恶意。

问:那么,世界上还有没有事情值得我们奋起抗争的呢?

答:有,太多了。世界上有大量违背人性人道、侵害人民利益、玷污人类尊严、阻挡文明事业的恶人恶事,需要我们去寻找、去追逐、去搏斗。我主张大力消解文化界的无谓纷争,正是希望大家省出精力来参与这一崇高的战斗。如果文明的力量不断地自我耗损,真正的野蛮和邪恶就会横行无忌了。

问:是的,有时我们也觉得,最费精神的事情过后想想最没有价值,但一遇到麻烦就不由自主地粘在里边出不来了。你碰到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快速地解脱自己的,譬如一个警句,一个座右铭?

答:我老想四个字——人生太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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