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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建民

余秋雨先生的《山居笔记》,以《一个王朝的背影》始,以《历史的暗角》终,确实使人感到意外——因为笔记的最后一篇是在分析、怒斥一些历史上的小人。我想,如果余先生在声名日隆的今天不碰上现实中的小人的纠缠,是不会花费笔墨冲破山居的清幽的吧。

“小人”是什么?其实很难定义。早在二千年前先秦诸子的论著中,就出现了“小人”的提法,似乎是“君子”的反义词,但我总感到,“小人”的提法虽模糊,却在正常的人群中有共同的认识:某人若被他人斥为“小人”,那真是莫大的耻辱了。我现在拈起这个词,都感到是重量级的,似违君子之德。

正如余先生的分析,“小人”的产生,有其社会的、历史的原因,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。“小人”的生存和繁衍,实际上与“君子”的行为相伴随,若光与阴,阴与阳。“小人”是不会灭绝的。

太久远的历史,不必说了。就说大陆近四十几年的历史吧,如果政治运动不断,隔七八年就来一次,那真为无数的“小人”提供了释放能量的历史机遇。现在不作兴搞运动了,而“小人”不灭,总得想方设法宣泄,所以才形成旷日持久的社会污染。对搞权术的人来说,“小人”还是一支可依赖的别动队,如孟尝君不轻视鸡鸣狗盗之徒。

大凡受到“小人”纠缠的人,总是在一定的环境里与众不同的佼佼者。他们或是在学术研究上有建树,或是在文艺创作上成绩大,受到了社会的注意,同时也受到了“小人”的忌恨。在有些地方,甚至一位女子美貌,也能成为“小人”攻击的动因。由于“小人”的存在,许多天才中途夭折,一些美丽的女子以死来宣告自己的清白。“小人”在某种事件中是个人,在社会历史中却是一个类。

有没有办法消除“小人”存在的土壤,让中华大地成为理想中的“君子国”呢?——近于幻想。俗话说:树大招风。一个享有大名,或有所追求的人,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受“小人”的攻击,这好像已成为必要的阻力。“小人”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,重要的是如何来处置。读完余先生《山居笔记》的最后一篇,我就想起当年胡适先生对待“骂”的态度。在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“致杨杏佛”的信中,先生写道——

“我受了十余年的骂,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,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,我反替他们着急。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,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,我更替他们不安。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,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,我自然很情愿挨骂。”温柔敦厚,豁达雍容如胡适先生,是这样对待“小人”的辱骂。

三四十年代,一直敏于行、讷于言的巴金先生,也曾受过无聊小报、社会小人的谣言攻击。读巴金研究资料时,我就记住先生对待这些麻烦时,一句斩钉截铁的话:“我唯一的态度,就是不理!”因为受害者若起而反击,“小人”反倒高兴了,以为他们编造的谣言发生了作用。

施蛰存先生,当年也受过攻击。沈从文先生闻知后,给他写信——

“上海方面大约习气所在,故无中生有之消息乃特多,一时集中于兄,不妨处之以静,待之以和,时间稍久,即无事矣。……弟于创作即素持此种态度,不求一时即面面周到,唯老老实实努力下去。他方面不得体之批评,无聊之造谣,则从不置辩,亦不究其来源,亦不亟图说明,一切皆付之‘时间’。”

遥想当年,沈从文先生也曾受过很大的冲击;不少人合伙骂他,结果把他骂到历史博物馆的一角;煌煌巨著《中国服装史》诞生了。

古代明智的君子,对“小人”也没办法。他们对君主的进言,无非是:“亲贤臣,远小人。”余先生说:“既然小人已经纠缠了我们那么久,我们何不壮壮胆也对着他们鼓噪几下呢?”

鼓噪不如沉默,息谤得于无言。

(载一九九五年二月四日《文汇读书周报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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